界面新闻：为什么改判无罪的案件，动辄花费一、二十年，纠错的成本这么高？ 秦前红：第一，自我纠错是很难的。
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看，个人在公法关系中所具有的自由个体-国家成员-国家机关承担者这三种身份，实质上表现了行政过程中个人主动性的增强、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影响程度的增加、个体对公共秩序形成的参与程度的深入。政策形成型听证表现为一种基于共同目的的沟通，具体结论的指向也不是非此即彼，参与主体（包括与本议题相关的各方主体）的互动以各方利益间的协调为主。
要改变此种单一化的定位，就应以行政任务的具体需求为导向，并对听证程序在行政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出准确界定，以此来修正行政听证的程序构造。另有地方性的听证程序规范指明，部门之间可以联合组织听证。可以说，个案听证过程的封闭性很大程度上化解或矫正了实体结果的有限理性问题，使得听证程序与结论对行政决定形成很强的拘束效果。另如，在行政实践中存在的基本建设项目许可，几乎涵盖了所有职能部门，而且涉及特定区域的发展规划。[41] 叶必丰：行政和解和调解:基于公众参与和诚实信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5期，第5页。
摘要: 通过对现有行政听证制度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脱胎于抗辩式庭审过程的听证程序，在被移植到行政过程中时出现了适用困境。[47] 马肖教授在评价行政权正当性之专家知识模式时就指出，专家知识几乎必然隐含着井蛙之见（tunnel vision），也就是专家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知识转化为政策规则。三是废止收容教养措施，对于那些实施过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但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在保障其辩护权的前提下，作出是否采取教育矫正措施的裁决，对于那些确实需要采取教育矫治措施的未成年人，可以交由少年管教机构进行教育矫正。
[8]参见车辉：《省际交叉检查，清白涉案财物》，载《工人日报》2012年1月14日。面对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随意处置涉案财物问题的批评，为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公安部曾于2011年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涉案财物管理问题专项治理活动。但从根本上说，解决公安机关的地方化问题，实现公安机关与办案结果不再发生利益联系，这是公安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2003年，随着孙志刚案件的发生，全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国务院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公安机关对非法居留的外来人员进行剥夺人身自由的收容遣送制度，而使那种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收留措施回归真正的社会救助性质。
尤其是公安机关的体制，作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轮规模宏大的改革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几乎所有涉及司法权力重新配置的改革都没有从实质上触及公安机关的体制问题。五、公安机关特殊行政处罚权的存废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同时存在三套公共处罚体系：一是普通行政处罚体系。
[5]在辽宁袁诚家案件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查封、扣押、冻结了嫌疑人价值76亿元的巨额财产和存款，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非法处置。后者则是指由省级公安厅局主导的公安机构，地市级公安机关和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属于省级公安厅局的派出机构。六、结论 在2014年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公安体制改革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并没有被纳入整个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之中。另外，还要探索实行县级公安经费由省级财政统一保障的制度。
到2017年年底，公安机关的管理职能仍然包括以下几大部分：一是国内安全保卫，包括国保、反邪教、警卫、技术侦查等职能。应当将公安机关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权力合理配置、特殊行政处罚权的存废等问题，视为公安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16]参见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5页以下。但是，我国公安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的。
而所谓特殊行政处罚体系，则是指公安机关对那些特殊违法犯罪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以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适用对象主要是特殊的行政违法者或者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们要么被视为有伤风化，违反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如卖淫、嫖娼者），要么被认为对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威胁（如吸食毒品成瘾者），要么属于有严重违法行为却未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如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严重违法者），等等。这种改革结束了公安机关对精神病人自行进行强制医疗的历史。
对于处于办案过程之中的案件，该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对于涉案财物进行严格管理。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对于这种发端于联邦制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借鉴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这些特殊行政处罚措施仍然存在实体适用条件不明确、缺乏正当程序保障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在全国设立六个公安指挥分中心，对辖区内的公安部派出机构和人员实行统一管理。[6]在湖北联谊公司涉嫌非法经营一案中，当地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之初，即封锁联谊公司总部，对全部公司高管予以拘留，查封了该公司的银行账号，将该公司5000万元资金予以划扣，转入公安机关账户。在刑事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法院具有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9]参见张春波《上杭公安、检察、法院三部门共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涉案财物一物一码，随案流转案结物清》，载《人民公安报》2016年8月4日。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一种大侦查体系，将普通刑事侦查、经济犯罪侦查、网络犯罪侦查、恐怖犯罪侦查等进行资源整合，并辅之以技术侦查力量的支持。
早在20世纪50年代，对看守所的管理权就曾经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管理。二审判决生效后，公安机关只是象征性地返还了近4亿元财物。
为实现司法的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改革目标，司法改革决策者推行了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归由省级统一管理，设置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在刑事司法领域推行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以及认罪认罚从宽改革。[2]但这些由公安部主导的改革，充其量只是公安机关内部职能、组织或工作方式的调整，而没有触及公安机关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劳动教养在内的特殊行政处罚制度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有关改革乃至废止上述特殊行政处罚制度的呼声一直没有中断。自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决策者为解决司法的地方化问题，提出了诸如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收归省级统管，设置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六个巡回法庭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解决司法地方化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多年来，我国国家安全维护形成了二元化管理体系：对外安全维护由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对内安全保障则由公安机关负责。[11] 经验表明，我国公安机关唯有继续压缩管理职能，减少权力清单，才能转型为专业化的现代警察机构。公安机关不仅无法维护基本的程序公正，存在任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问题，也容易出现对那些无违法行为的人滥用行政处罚权的现象。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劳动教养的决定。
当然，这种观点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联邦制国家将警察权区分为联邦警察权和各州警察权的制度启发。不仅如此，在治安维护与刑事侦查职能之间，也要建立常规化的衔接机制，使那些可能构成犯罪的治安行政案件可以及时进入刑事侦查的程序，立案侦查活动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的严格控制。
[12] 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对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作出了重大调整。目前，公安机关残存的特殊行政处罚权还有三种，即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措施、针对吸毒成瘾人员的强制戒除毒瘾措施以及针对那些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措施。
[13] 2018年的这一轮改革，对于公安机关职能配置的科学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4年以来，我国司法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通过观察法院、检察院的司法体制改革，乃至通过对监察体制改革的审视，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公安机关职能定位的深层次问题，也能借此机会思考公安体制改革的几个重大课题。除了公安部以外，应当根据行政区划，在每个省市区设置公安部特派员办公室，在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公安部指挥分中心。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的改革方案和制度安排却显得有些分散，也没有切中公安体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2012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将针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要求只有经过法庭审判，才能将那些存在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对于公安体制的去地方化问题，法学界鲜有专门的研究，但公安系统内部的有识之士早就提出过改革设想。至于未来公安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和制度设计，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取决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乾纲独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重大转型，也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上述特殊行政处罚权逐步受到限制，一些制度甚至因为某种特殊事件的发生而逐步废止。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可以算是一种后发优势，也就是通过吸取前一段司法体制改革的教训，直接切中公安体制改革的要害问题，从而一举取得公安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如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革探索，将看守所等未决羁押场所成建制地移交司法行政机关，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来，作为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公安机关，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保证警察权真正成为国家公器。